日本在东北所奴役的劳工，首先来自东北本地。此外，还有约半数劳工来自华北、华东等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山东、河北两省。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每年都有数十万劳工从华北进入东北，人数最多的1927年高达104万余人。1931年日本武装侵入东北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方针，因此进入东北的数量有所减少。但随着日本强化在东北的掠夺，需要劳动力数量急速增加，华北等关内劳工进入东北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如前所述，日本在东北从1933年开始建立劳动统制机构，提出劳动统制政策，1934年开始付诸实施，因此，本书所计算的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的数量，也从1934年开始。
华北及关内其他地区
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华北一直是东北劳工的重要来源地。只不过进入东北的劳工，在日本统治东北之初，虽然也有相当数量属于被日伪所骗招，但自然进入者居多；而从1937年之后，由东北及华北日伪机构用骗招、征派、抓捕等方式进入东北的劳工居多。
据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劳动问题概说》“满华劳动流动统计”等资料，1934~1945年7月进入东北的普通劳动者人数为7776817人。
除上述普通劳工外，从华北输送到东北的还有由被日军俘虏的战俘、抓捕的抗日军民组成的特殊劳工，即日本所称的“特殊工人”1942年，日军又将“特殊工人”分为“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原来属于抗日军队的被俘人员被称为“辅导工人”；被抓捕的百姓被称为“保护工人”。。据伪满劳务司、劳务兴国会的统计，1941年7～9月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为35402人；其中用于军事工程的9943人伪满劳务司、劳务兴国会:《劳动者就劳状况调查表》，转引自《东北经济掠夺》，第945页。。另据统计，1941年底至1942年底，仅从石家庄集中营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就达9686人，加上1943年输送到东北的劳工，石家庄集中营至少送往东北1?5万余人何天义:《石家庄集中营始末》，载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第27页。。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强行实施了五次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并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乘机抓捕抗日军民，送到东北、华中等地区。到1943年6月，累计被送到东北的“辅导工人”40402人、“保护工人”18306人伪满警务总局:《辅导工人就劳数别实态调查表》及《保护工人就劳数别实态调查表》，分别载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150～157、160～165页。。有资料显示，在华北地区，抗日军民被抓捕后充为特种劳工的多达200多万人居之芬:《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劳工的劫掠和摧残》，载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第27页。；其中相当部分被送往东北作为特殊工人。
应当指出的是，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大部分没有被华北和东北的日伪劳工管理部门统计在内。这是因为在1943年底之前，这些战俘集中营是由华北日军直接管理的，其输送与使用都由华北日军和东北关东军直接经手，直到1943年底华北劳工协会才参与对各战俘集中营的管理李扬、何天义:《日伪华北劳工协会的罪恶史》，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10页。。因此，在1943年底以前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统计的数字中，并不包括特殊劳工的数量。根据专家推算，被押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含由俘虏组成的辅导工人和由抓捕百姓构成的保护工人，总数至少在20万人以上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
由此推算，1934~1945年从华北等地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总数至少超过790万人。
东北地区
日本从1934年开始用欺骗的手段招募劳工，用于军事工程建设，其地域不限于华北，在东北地区的劳务市场也采取同样的手段骗招劳工。日本在东北骗招和征派劳工地域的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从1934~1938年，日本在东北骗招劳工，主要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到了日本统治东北的后期，则主要采取强制征派的方法，即使是人烟比较稀少的边远地区也不能幸免。例如位于内蒙古东部的突泉县强征劳工的情况是:1942年4月，伪县公署在各村征派500名劳工，去锦西县修筑战备工事。1943年5月，县动员股征派500名劳工，去白狼山、阿尔山一带修筑战地工事。同年6月，县动员股征派300名青壮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在黑河一带修筑战备工事。1944年7月，伪县公署强抓500名劳工，征派600名勤劳奉公队员，分别去海拉尔、白狼沟修筑战备工事。1945年6月，县动员股征派勤劳奉公队1020人，去哈尔滨南部的拉林，强抓500名劳工去海拉尔修筑防务工事《突泉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第18～19页。。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征派劳工的范围基本覆盖东北各地。
目前尚未发现1934～1937年使用伪满洲国内即东北地区劳工数量的统计资料。据伪满民生部1938年统计的数字:“康德五年［1938年］度国内普通劳动者登录数”为559732人伪满民生部:《民生年鉴》，1938年，第52页。。参照1938年及其后几年的统计资料推算，1934~1937年这4年使用伪满劳工数量至少超过150万人。
1939年，经劳工协会对伪满即所谓“国内劳动者招募”的劳工为493577人伪满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
1940年，伪满政府计划当年从伪满洲国内募集的劳工数量为751988人，实际募集数为387966人《满洲矿工年鉴》，1942年，第88、93页。另据1940年《劳动统制本年对策大纲》记载，当年计划募集的国内劳工数字为50万人。见日满实业协会满洲支部《内外经济情报》第6卷5号，1940年5月1日。
1941年，日伪加大了在伪满募集劳工的力度。据伪满政府1941年12月调查:本年招募的劳动力，一般劳工为192万人伪满劳务司、劳务兴国会:《劳动者就劳状况调查表》，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45页。，扣除当年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94?9万人，在东北当地征调的劳工为971万人。
1942~1945年8月招募与征派劳工的数字，没有找到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战犯古海忠之1954年6月3日笔供的概数:“1942年10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35万人）；1943年12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50万，勤劳奉公队2?5万人）；1944年13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35万人）；1945年16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15万人，截止［至］8月15日是8万人，勤劳奉公队累计14万人）。”〔日〕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第461页。据此，1942至1945年7月（1945年按半数计算），在东北使用的劳工包括勤劳奉公队员总数为430万人。
另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战犯武部六藏供述征调的勤劳奉公人数是:“1943年动员了6万青年，令他们平均从事4个月的劳动。1944年动员了约20万人。1945年预定动员30万人，后因日本投降而停止。”〔日〕武部六藏笔供，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第253页。按照武部六藏所供述的使用勤劳奉公人数，比古海忠之多出了27万人（1945年按半数计算），即1942～1945年奴役的东北劳工人数为457万人。
武部六藏供述的勤劳奉公人数得到了其他日伪战犯的佐证。据曾在各省任职的伪满官员供述:1943~1944年，伪滨江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为6万人，勤劳奉公队员7万人；伪四平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4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4万多人；伪三江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3万人；伪吉林省公署每年供出劳工5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约3万多人。伪国民勤劳部首任部长兼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于镜涛也供认:“1945年3月勤劳部成立以后，由民生部移交来的计划是，1945年预定供出180万人，4月份各地已供出10万人。勤劳奉公队的供出数，民生部的计划是30万人，第一期供出了7万人。”载《东北经济掠夺》。
另据曾在伪复县劳务科任职的刘继孔回忆，该县1943年和1944年勤劳奉公队各派出“四五千人”: 派勤劳奉仕队伪满时称学生、公职人员及日本直接统治下的“关东州”内各人员被征派劳动为“勤劳奉仕”，而普通百姓往往把“勤劳奉公”与“勤劳奉仕”混淆起来。次数不多，基本上一年一次，比较集中。第一次是在1943年，派出了两个大队四五千人修哈大道，即现在的202国道原址。复县勤劳奉仕队干活的地点在辽阳的刘二堡、腾鳌堡、张台子一线。这次勤劳奉仕修路主要是挑土篮子垫道，最苦最累。我曾随科长到工地去慰问。第二年又派出了两个大队四五千人到鞍山的鞍马庄。刘继孔，1940~1945年曾在伪复县公署当职员。此材料根据2003年8月25日、10月14日访问录音整理。
一个县一年征派的勤劳奉公队即达四五千人，可见当时全东北一年征派勤劳奉公队的数量远远不止二三万人。另据日本满史会编纂的《满洲国史》分论下记载:1943年，在接受“国兵”检查的27万人当中，勤劳奉公动员对象就有12万人，而实际动员数量近10万人。其动员人数大体如下:
交通运输事业36000名
特殊工程（军需）20000名
水利事业17000名
排水防水事业7500名
学生勤劳奉公队6500名
水利电气事业6400名
重要产业（工厂）5000名
造林事业1000名
合计99400名〔日〕满史会:《满洲国史》分论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1990年内部版，第842页。
此外，“满洲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参事金弘田记于1946年8月20日汇集的伪满洲国劳动动员统计表记载的数字也大大超过了古海忠之所述的数字。该表记载:1943年和1944年伪满“建设关系”、“特殊工厂”、“军用工厂”、“军建设关系”等使用的劳工数量，分别为280万人和330万人吉林省档案馆藏，282-41。。按照该表的统计，这个数字去掉当年从华北等地进入东北的劳工和日本人勤劳奉仕队的数量，在东北本地征集的劳工分别为190万人和255万人。两年相加共高出古海忠之所述数字达195万人。从两份资料形成的时间上看，后者比前者早了将近8年，制表者系伪满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的参事，其数字应该更为可信。并且，上述数字也可从某些省份动员的劳工数量得到印证。据日军宪兵队残存的档案，1944年伪锦州省公署动员的劳工数量为31万人，其中仅被征派到军事工程的就达5?4万人锦州宪兵队长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报告，昭和19年［1944年］5月31日，锦宪战第262号,存吉林省档案馆。
这里仅按照武部六藏供述的1943~1945年勤劳奉公队的人数计算，从1934~1945年，日本从东北征派劳工的总数即达到858万余人。 综合从华北和东北集中的劳工数量，日本在侵占东北期间，在东北奴役中国劳工的总数至少超过1648万人。
在这些劳工中，有多少人属于被强制奴役的劳工已无从统计。然而，无论是军事工程还是在大型厂矿中，从1934年就开始强制奴役劳工，并且越是到伪满后期使用的劳工数量越大，其中被强制奴役劳工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越大，因此可以认定:这1648万劳工中的多数属于被强制奴役的劳工。
